公民建筑算什么玩意儿

虽然写不出什么新鲜的，但写都写了。


零，概念存疑

一开始没弄明白“公民建筑”是什么玩意儿。我的第一反应是在房子前搁块大匾，上书“非本国公民不得入内”，万仗光芒简直亮瞎人眼。

后来拜读南都的定义：“那些关心各种民生问题，如居住、社区、环境、公共空间等，在设计中体现公共利益、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探索高质量文化表现的建筑作品”，才作醍醐灌顶状。
j接着我猛烈赞同上述的每一个词，不过，这难道不是建筑本该具有的品质么？

“公民建筑”这一提法稍显矫情。事实上除往届传媒奖所青睐的作品，即使那些评委们嗤之以鼻的商业购物中心（和文艺嗖嗖的房子相比可能更关怀世俗生活），甚至国防军事基地（维护公共基本利益的例子），工厂（生产和就业），哪个不是为公民服务的？而那些公共空间，诸如公园街坊客运站港，使用对象也不只是公民而已。

南都“公民建筑”的所指，似乎是“民用建筑”里投合当今公知们腔调的一小撮。而“倾注人文关怀”的笼统说法，首先核心是人，不论公民母民。



一，口号名状

在这片盛产口号的沃土，反义潜台词如影随形。“文明礼貌”，“尊老爱幼”，“诚信为本”，“反腐倡廉”，"人民公仆"，“和谐社会”，口号们堆砌了一个丰腴的愿景，也揭示了一个的骨感的现状。

其实它们大多数不是宣扬更高的诉求，而是重申底线和常识。前日偶闻天津表彰 “廉政”干部，居然把义务当成恩泽。“公民建筑”也一样。姑且不死磕其定义，那些建筑必不可少的品质，被当作一种锦上添花的附加值揶揄追捧了。

记得08年末我整日混迹在北京国贸一带，为毕业论文做些关于城市开放空间的调研。绿化带像一堵墙，连同围栏和机动车道，把行人囚禁在狭窄的甬道里。建筑前广场花园也被栏杆圈隔，生人勿进——不论那是不是设计的本意——除了满足绿化面积指标和在googlemap献二，百无一用。机动车放肆叫嚣着驱赶路人，交通灯的间隔要求行人以刘翔和博尔特的速度穿过向宽如广场的马路。在这个为人所造的都市，人反倒成了最卑贱的物种。而人们对这种荒谬的镇压，却显得逆来顺受，习以为常。

我想起一篇关于业主维权研究的文章，把物权维权上升到公民维权的高度，视为集体体制走向公民体制的一小步。暂时抛开人居空间的人性问题，若非得把“建筑”和“公民”扯上关系，以公民维权的视角，检视并重置当前扭曲的人居空间伦理。这倒也说得通。



二，公民维权

根据汤玛斯马歇尔的观点，现代社会的公民权是一种社会会员身份，本质是体现一种社会平等制度。而自古以来天朝社会对“民”的理解与之有别。不论是法家的法者“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孟子的“民贵君轻”，还是帝王“爱民如子”的佳话，仅把民看作税收单位，兵源，统治对象，默认他们的愚驽，千秋万代奉行王治而非民治。这种意识形态深入骨髓，民权不仅被统治者阉割，也被民众遗忘了。民无法自治维权，而寄希望于明君圣主的深明大义。各大卫视热播的皇帝微服私访为民做主，接受膜拜的电视剧桥段屡见不鲜，人们依旧看得乐此不疲。

在本朝，阳痿者为良民，叛逆者为刁民，犬儒者为P民，屌丝者为草民。即使宪法里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有的得以实现了，有得其实还只是个传说。公民维权任重而道远。

在这个节骨眼眼儿，要把建筑物质空间的公民维权提上日程，未免有点避重就轻。就像那些国贸行色匆匆的人，似乎有更棘手的事情需要操心尚且不得要领，公共空间环境不过一朵浮云。

因此在讨论如何在建筑层面公民维权之前，有两件事需要泼点冷水。第一，建筑能做什么；第二，建筑师能做什么。



三，酱油建筑

建筑其实是个狐假虎威的玩意儿。指望用建筑去伸张公民正义，无异于隔靴搔痒。虽然我们不会天真到去妄想，官员们只要不在对称的衙门炮楼里办公，就会清政廉洁；抹平公共建筑的台阶和栅栏，就抹平了贫富差距，天下为公。但在估量建筑的社会权重时，依然本末倒置了。

在民生问题上，修改外汇政策遏制通货膨胀，终止强保垄断，改革土地政策，提高个税起征点，公正透明司法，权力监管，政党让利，食品安全，落实医保，哪怕只是终止中石油中石化的胡作非为，惩治铁道部的飞扬跋扈，对人间蒸发的救灾捐款和巨额税收作出正常智商的解释，把“有关部门”游街示众，这其中的任何一方面的一毫厘的改善，都更加功德无量。

即使在建设层面，改善基础设施城市管网，少塌一些桥，少淹一些路，少死一些人等，这些看不见的工程比看得见的更关乎社稷。谁来为那些11.15上海大火，7.21北京暴雨亡故“公民”的冤灵超度？是那些盘踞杂志扉页的建筑明星？规划拨款慷慨激昂的政府？是中国馆，还是CCTV大楼？

在这些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面前，建筑不过是用优雅的姿势的打了个酱油。

还有这样一个段子：政府低价征地，高价拍卖，肥硕了财政；接着开发商贷款盘入，策划招标，憋着抬高房价资金回笼；然后建筑单位欢呼雀跃花样百出。这开发本就有违道义（但是“合法”），建筑师无论怎么设计形式的噱头，都算助纣为虐，而无力回天。

在现阶段，建筑的社会意义更多决定于如何选题而非如何作文。一个设计庸俗的希望小学校舍，比一个由康或祖母托精心设计的贵族学校更有意义；一个户型生硬的廉租住宅，比一个由赖特推敲的私人别墅更有价值；一个大家都能休憩的空地，比一片精心雕琢的政府大院儿更伟大。选题一定，社会基调就确定了，至于做成木地板还是水磨石，都是后话。但由于行业限制，建筑师鲜有涉足这一阶段，顶多为甲方舔菊。如此说来奖更应该颁给公义的甲方和策划机构，建筑师充其量算捎带手升天的鸡犬。

在当前的行业格局下，建筑师要自不量力来当公民维权的代言人，也自有其他势力垂帘听政。何况公民诉求尚不成渠道，建筑师何以居高临下，绑架民意？公众不服也就罢了，若真是翘首是瞻，岂不是重蹈早年“寄权于人”的覆辙。




四，不以善小

泼了几盆儿冷水之后，也必须郑重地澄清一下。建筑层面的因素，虽然从整个社会架构来看不足挂齿，但却与人生活直接相关。虽然好的建筑不一定能使社会更美好，但差的房子确实能使生活更糟糕。

在我为时不长的工作经验里，曾感受到建筑师如何为公众牟利，并获得认可。在BIG几个丹麦项目，青年住宅的屋顶作为开放的活动空间，在哥哈圈河为池供人游泳，或是在一个火电厂改造项目中，超出任务书，擅自畅想制造一个大众滑雪山，“哥本哈根的居民在不用坐火车去瑞典滑雪了”，这获得业主的首肯，因此斩获头筹。我也曾目睹了Unstudio在鹿特丹邮局改造项目中，持续三年，接受各种民间组织听证，反馈和监督。

而反观本朝，确实很多人性关怀的设计构想，在实际的管理中夭折或变质。但不论安德鲁的冰刀还是鸟巢的红歌，现在只不过隔了栅栏和城管，时机未到而已。

其实我国在城市区划方面已经有体现公民权利的公义。例如阳光法。冬至日照时间的谆谆铁则，纵然繁衍了各种平面千奇百怪的妖孽，但不妨碍它捍卫公民权的平等，是可圈可点的。

建筑决对不是民生问题的根本解药，建筑师在现行行业格局下话语孱弱，犯不着夜郎自大，但除了“不做恶便是扬善”的消极抵抗，其实还能再往前迈出一小步：不因卑微而缴械，不以善小而不为。

至于要做更多的贡献，必得从职业身份的限制突围，以其他的社会身份和方式进行。



五，再说公民意识

正如阿兰德伯顿指出的，在西方直到17世纪中期，欧洲的政治思潮才开始对平等的理念进行探讨，在1776年美国独立之后，对政治平等和经济机遇均等的主张才得以初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人类历史时间轴上只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P孩儿。西方公民社会秩序下，也伴随着各种疑虑。

罗伯特.赖特在《超级资本主义》中的描述，可以说是德伯顿提出的身份问题的续集。他指出，人的公民身份的属性一再受到消费者和投资者属性的挑战。懒得总结，我摘抄了一些。

“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想要好的交易；作为公民，我们不喜欢这些好交易带来的诸多不好的社会后果……如果绝大多数人对超级资本主义都持有两种立场，那为什么几乎总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一面胜出呢？答案就是，各类市场在回应个体对于更好交易的欲望时极为高效，但是对于个体希望达成的共同目标却非常迟钝……那么，作为公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问题在于，我们在市场中作出的选择并不能充分体现我们作为公民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知道并正视消费或投资行为的社会后果，如果我们知道所有其他消费者和投资者会与我们一起克制自己、不去从事那些会带来可怕社会后果的交易，我们也许就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只有自己是唯一能够克制不良行为的消费者或者投资者，我们可能就不会作出牺牲了。默默地自我节制可能是善良的“愚人”迫不得已的选择。……作为公民的我们要想战胜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法律和监管，使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既是一种个人选择，同时也是一种社会选择。”

引述这些的话，并不是将本朝与西方世界做些自欺欺人的类比。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在这个被专家和公知们称之为“转型期”的社会阶段，我们被提前强制同化到与之相似的格局，并且更加暗流莫测。

被我们定义为“公民”的人们，虽然大都对房价的暴涨义愤填膺，但谁在背后都希望自己能熊市进入，在房产暴利中分一杯美羹。公民意识除了被体制阻隔之外，也容易被消费和利益观念扼杀窒息，成为纸上谈兵的术语。再次回到建筑师，在公民维权的道路上，可能不只应该以职业的身份苦苦挣扎，而更要作为公民，探索维权的可能性。

罗伯特没有给出确切有效的答案，尤其是在天朝这个神奇的大地，“法律和监管”帮助巩固公民身份和意识，可能还需要些时间。

建筑传媒奖在这个非公民社会宣扬公民建筑，确实像个闹剧。但也正因如此，执建筑为话柄聚焦公民意识，确实发出了难能可贵的声音。姑且视之为抛砖引玉的公德吧。